本文以汶川地震中的极重灾区汶川县和重灾区都江堰市为灾后重建代表,通过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参与观察以及文献法等搜集研究资料,采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对汶川地震灾后重建的社会影响进行了评估。评估结果显示,重建提升了中央政府的合法性,却降低了地方政府的合法性,产生了合法性的双轨效应。汶川灾后重建采用了举国动员机制。举国动员的方式表现为体制内以对口支援和单位制捐款为代表的强制性动员和体制外以社会捐赠为代表的榜样性动员。举国动员重建的特点表现为重建资源的高投入、重建速度的赶超性和重建结果的超越性。举国动员的灾后重建模式将汶川地震灾区在短短2-3年内打造成一个个全新的、初具现代化规模的西部城市群。提高了中央政府的经济合法性基础。同时,灾后重建过程中,执政党针对“突发事件”展现出的人本执政理念和民生伦理提升了中央政府的政绩合法性基础。相反,与中央政府的重建资源投入和对口支援省市的援建力量对比,地方政府对重建的资源投入被忽略,在重建中的贡献被低估,导致地方政府的经济合法性基础被削弱。而在重建中,由于大量的重建资源流入以及为重建需要而对地方政府更多的赋权,让地方政府原有的治理缺陷在重建中暴露地愈加明显,如责任政府制度的缺失导致地方政府的政绩观错位、监督渠道的不健全导致多主体重建资金出现“跑漏”、政府经济人的存在导致重建资源使用中的违法违纪现象等,都削弱了地方政府的政绩合法性基础。举国动员重建地震灾区的模式达到了少见的成就,却对原本就处于建设困境的地方政府合法性进一步构成威胁。地方政府合法性的降低可能会增加基层社会矛盾,中央政府合法性的提升则可能导致上访现象增多,并把社会矛盾的解决途径推向上级政府。本意是消除社会不稳定的灾后重建体制却制造出另一种社会不稳定。要缓解社会矛盾的隐患,应该着手推动合法性由双轨向单轨合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