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以来,特别是近年随着现代、后现代文化语境分析探讨的进一步深入,人性问题日益从伦理、道德、民族、政治等文化现象背景中显影而出,这也引起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对个体命运的关照。在崇尚和尊重人的生命、尊严、价值、情感、自由的同时,媒体与关注人的全面发展、生存状态及命运、幸福越来越息息相关。媒介作为一支重要的文化力量,在社会的秩序规范和整合上有着引导和塑造的作用。在社会的运作中,大众传媒是如何呈现个体的生存方式?媒介又是以怎样的方式来引导和规范个体的社会化进程?这些疑问归结为一即是：大众传媒在个体呈现时是以怎样的权力方式来规训个体的社会化演进。我国的统治阶级——工人阶级,他在历史的发展过程中呈现了从政治上的强势群体滑落为社会的弱势群体的状态。本文以身体相关理论为研究视角,以《人民日报》为媒介样本,选取自建国以来较有代表性的群体：模范工人、下岗女工、农民工为个案,通过对这些典型个体的分析来试图窥见上述问题之斑。在1949年-1976年这一时期的模范工人身上,体现了从建国初期讲求“科学计量”的平实形象,到“大跃进”时期的“浮夸冒进”,直至“文革”时期典型人物报道的“假、大、空、全”的神化式英雄形象的渐变。媒介在这一时期对工人的形象塑造上,主要是以阶级革命的话语方式,凸显典型人物与政治运动一脉相连的政治化形象,将国家意识形态赤裸裸的打在了工人阶级的身上。1994年-2005年国家经济体制转型带来了大量的下岗职工。媒体在报道这一群体的时候,巧妙的将报道重点由“下岗工人”置换为“下岗女工”,营造了一个“不畏困难、成功转型”的下岗女工的媒介形象。媒体通过阶级与性别互相遮蔽、互相拆借的方式,把一个很敏感的阶级命题软化转嫁成为性别命题。这种传媒策略与主流话语的合谋,把新闻报道中的意识形态内涵,以社会事实消解为无名或匿名的状态、尖锐的社会矛盾以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态势替代的方式,深刻的隐藏起来了在国家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的努力中,新千年的头十年,2000年-2009年,农民工群体的涌现成为了国家在城镇化过程中的关注焦点。主流媒体规范农民工向市民的演进过程,本质即是“城市文化”和“传统的农民文化”的碰撞,城市化的知识权威在指导和接纳农民工的城市融入过程中,预设了一种以城市为优势文化的前提条件。这是一种空间规训、话语系统的策略。而农民工也以一种日常化、非正式组织的方式向精英话语的社会发出自己的反抗。研究发现,话语霸权一直没有离开媒体对工人阶级的塑造过程。它只不过经历了革命话语、性别转嫁、城市化的“外衣”覆盖过程。这也体现了《人民日报》这个主流媒体,顺应新闻发展规律、社会发展形态的需求,在历史的长河中对工人阶级所作出的国家话语转换方式的努力。以一种与时俱进的方式,规范着工人阶级在国家话语的监视下所应走过的现代化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