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媒介的关系,是传播社会学和媒介环境学应该加以重点研究的内容之一,但是,目前所见的传播社会学和媒介环境学著作,大多侧重大众传播媒介与人的关系,而且又多局限于传播效果的研究和媒介素养教育等方面；这样的研究取向有非常明显的功利色彩,即站在往往是极其庞大也极其强大的大众传播机器的立场上,把人作为受媒介影响和被动适应媒介所构建的拟态环境的对象来加以讨论,几乎完全无视作为传播主体的人(尤其是具体的个人)对媒介的能动作用和创造性运用。同时,无论是激进的还是悲观的抑或审慎乐观的立场,已有研究多缺乏人与媒介关系的历史考察和现实考量之间的逻辑联系。人是传播的动物,也是最善于使用媒介的动物。但最初,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可能无法借助任何媒介,人只能作为媒介本身来进行彼此之间的联系和沟通。随着人类文明的进化和人类社会的进步,人的依赖关系发生了变化,人们之间通过语言等媒介进行交往,人类交往的范围也逐渐扩大。社会分化为阶层,人与媒介的关系也发生分离。一部分人垄断了媒介,垄断了传播权。传播的权利与义务开始失衡。大众传媒的出现与社会分工的细化同步发生,媒介的社会作用日益明显。随着电子媒介的产生,媒介化社会雏形初具。电报、电话、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彻底改变了人们关于世界的观念,也对人类的行为方式、交往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谓“地球村”的想象日益变为可以感知的现实。网络的发展,使人类社会从传播学意义上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即媒介化社会阶段。在媒介化社会里,人们的日常生活都无一例外地处在电子传媒覆盖之中,它所构筑的虚拟现实无时不在影响着人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传播与社会生活的深层互动日益彰显,昔日大众传媒的受众逐渐嬗变为作为传受合体的“电子媒介人”,并且正在试图通过与昔日强大无比的大众传播机器的平等对话进而有望成为新的传播主体。随着社会媒介化程度的日益提高,尤其是进入电子媒介时代以来,电子媒介人数量的与日俱增,已经从总体上改变了人类社会的传播格局。多种自媒体的兴起,使“人人皆媒体”成为可能和现实；过去由大众传播机构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统治阶层、强权国家和跨国利益集团对媒体实施控制的难度加大；人类有希望进入一个自由传播的新时代。与前辈相比,电子媒介人在传播自由上获得了空前的解放,但是,也遇到了多重困惑、矛盾或冲突。作为掌握着传播新技术、缔造着或接受了网络虚拟文化或称电子文化的新人类,在目前这个新老交替、新旧文化、多元文化共生共存的时代,必然面临着诸多现实困扰。在代际意义上,电子媒介人对世界的认知和知识体系即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与他们的父辈大异其趣；在“想象的共同体”层面,不同民族国家的人们因整体上向电子媒介人转变的速度上存在明显差异,其文化观念也存在一定的隔阂；在文化认同上,因为互联网交往的全球性和互联网文化的开放性,不同民族国家的电子媒介人之间的差异,反而小于与本民族国家人们之间的差异,换言之,电子媒介人之间的文化认同,可能高于本民族国家内的代际认同,这可能带来电子媒介人的角色错位和心理失衡；电子媒介人的蜕变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自然生长过程,其间不可避免地出现人格的偏差和扭曲,比如网络依赖和电子沉迷等,这些也成为电子媒介人的现实困境。全球媒介化社会的形成,为不同国家民族个体参与世界史的创造和多姿多彩的发展都提供了新的机遇,传播的权利和义务分离的状态将得到进一步改观,电子媒介人在克服了诸多现实困境之后,必将获得更广阔的发展空间。电子媒介人的成长,也为在全球范围内建立新型人际关系创造了条件,对消除种族隔阂和文化歧见产生积极的作用。电子媒介人的自由自主自律的传播,还为媒介化社会的新型组织关系的建构提供了助力；互联网,尤其是方兴未艾的社会网络化媒体,可以实现“让人们自己组织起来”的理想,使全球社会的治理,达到和谐共生、无为而治的境界。社会的媒介化,电子媒介人的崛起,打破了过去几千年来形成的地域疆界,“电子边疆”渐露端倪；信息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活动空间得到空前拓展,在宇宙尺度上,一直可以延伸到系外行星,在微观尺度上,则可深入到细胞、分子,乃至基因内部。所有这些变化,无不对现行社会体制和文化观念提出了挑战,给治国理政、国计民生、文化教育、外交关系带来新的机遇和亟待研究的课题。最终,电子媒介人在全球范围的崛起及其传播主体性的普遍回归,为人类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