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主要论述了两宋时期铜钱外流的情况。其实铜钱外流的现象自古有之,然而,宋代铜钱外流现象严重,远远超过以前任何一个朝代。本文分为以下六个部分：第一部分,论述了两宋铜钱的流向。两宋时期铜钱外流的区域十分广泛,本文将其分为流向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和海外诸国两个方面进行分析。流向的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包括周边辽、西夏、金、大理、吐蕃等,海外诸国则包括日本、高丽、交趾及其东南亚、南亚、西亚诸国等。第二部分,分析了铜钱外流的原因。两宋时期铜钱之所以大量的、持续不断地外流,大致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宋朝铜钱在境外国家的广泛行用,是导致铜钱外流的根本原因。两宋时期商品经济高度发展,极大刺激了社会对货币的需求,为满足社会对货币的需求,宋代历代统治者皆大量铸行钱币,大量钱币的铸造,为铜钱流向境外提供了前提；这一时期,宋周边少数民族地区政权和国家的商品经济已有一定的发展,对货币需求量不断增加,但由于自身条件所限,货币铸造量或少、或质量差,难以满足商品流通的需要,所以不得不引进宋朝铜钱为其所用。宋铜钱币值稳定、信用良好,这是当时宋境外各国所不具备的,这也是导致宋朝铜钱外流的关键原因。再加上宋铜钱在境外购买力大于境内,可以获取高额利润,铜钱便不顾一切地冲破宋朝的官方法禁,外流到这些国家。第三部分,分析总结铜钱外流的途径和方式。总的来说,两宋铜钱外流有陆路和海路两种途径。陆路主要经由边关地区流出境外。北宋时期,铜钱通过宋的“沿边”区河北以及河北沿边的雄州、霸州、安肃广。信军流入辽朝；通过宋的边关地区“秦州”流入西夏；此外,由“河、岷、兰州沿边”也有铜钱流出。南宋时期,铜钱主要经由宋金接壤的淮南、荆襄地区流出：由宋边关“盱眙军”驻守地也有铜钱流出。通过海路外流的铜钱主要由各港口流出境外。如从广州、泉州港口出发,可到达东南亚、南亚、西亚诸国,从明州、杭州港口、华亭港口到达日本,从明州、登州、莱州、密州板桥镇港口可到达高丽,由钦州、廉州港口出发可到交趾,由廉州港口可自交趾通东南亚和西方各国。从文献记载来看,宋朝铜钱外流主要有三种方式：一是赏赐,二是贸易,三是走私。在赏赐当中,有因各国朝贡而进行的赏赐,称为回赐。还有因军功或其他原因进行的赏赐。从整体上看,通过赏赐外流的铜钱不多。宋朝通过贸易的方式也造成了铜钱外流。在宋朝货币外流的各种方式中,贸易是除走私外最主要的方式。在贸易活动中,宋政府是主体,因而贸易中的铜钱外流较能受到政府的控制。而惟一让宋政府束手无策的就是铜钱的走私。这是铜钱外流最大、最重要的方式之一。第四部分,论述宋朝政府对铜钱外流的反应、应对方法、政策。铜钱外流使得中国境内的铜钱迅速减少,甚至加剧了宋朝的“钱荒”现象,从而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如富豪纷纷增加铜钱贮藏,百姓熔器为钱,民间的私铸现象更加严重等等。针对这些现象,宋政府一方面采取相应措施来缓解当时的现状。包括对外实行出口禁令。为了严格控制铜钱的出口,宋朝历代皇帝经常下达铜钱出口的禁令；实行区域性货币政策。宋初,承袭以往的货币流通格局,实行区域性货币政策,形成铜钱流通区,铁钱流通区和铜铁钱兼用区；对内主要以增加铜材为主,实行铜禁。内容包括有铜矿采炼所得原铜一律由国家统一收购,禁止民间开采和占有原铜。铜器一般由官作坊铸造出卖,禁止私自制造铜器。禁止携铜出境。在北宋后期和南宋,还举行数次大规模查抄民间私有铜器的活动,查抄来的铜器都被用来铸钱；更改钱币“料例”。宋朝政府想通过变更“料例”来解决铜钱外流的问题,结果把质量好的货币排除于流通领域之外,从而引起“钱轻物重”,乃至于物价腾跃；另一方面,宋政府对阻止铜钱外流的人员实行奖励。包括针对官员和告发铜钱外流者实行的奖励。铜钱外流存在于整个两宋时期,对当时社会发展产生了很多不利影响,此问题引起了社会诸多有识之士的关注,当时的一些学者、官员对铜钱外流现象给予了关注,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提出解决之策。第五部分,论述了铜钱外流的影响。大量铜钱的滚滚外流,不论是对宋王朝抑或境外诸国,都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首先,宋朝铜钱作为流入境外诸国的一种重要商品,促进了双方的贸易交往,加强了相互间的经济联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钱币外流乃是宋王朝与境外诸国经济联系的一条重要纽带；其次,促进了这些地区国家货币经济的发展,文章以金朝和高丽货币经济的发展为例加以分析说明；再次,铜钱的外流也加剧了宋朝的“钱荒”现象。据文献记载,两宋时期一直存在着所谓“钱荒”现象,而铜钱外流则使宋朝原本就已存在的“钱荒”现象更加严重了；最后,对双方的货币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从宋王朝来说,总是尽可能地阻止钱币外流,以免因为铜币外流而造成货币流通动荡。而宋朝周边少数民族及海外国家则是想更大限度地吸收宋钱。为此,双方制订了诸多政策和措施,其中,重要的一项即是调整本国的货币流通政策。最后部分是结语。主要对本文的内容和观点进行了总结。
